中国青少年网络文化实践与家长价值期许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络技能如同识字一样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使用网络也成为青少年的一项权利。但是他们因为年龄的不同,在心理和行为上也存在较大的区别,需要针对性地根据儿童自身的需求、面临的风险和发展的阶段来定制符合儿童阶段特征的保护政策。
短视频是当前吸引青少年的重要网络形式,对此我们要进行认识、研究,从而针对性地优化互联网环境,发展和制定青少年相关网络政策,让青少年和家长在21世纪共享互联网中的积极信息与内容。
青少年网络生活与家长的作用
短视频或者网络直播是近年大量吸引不同年龄阶段网络用户的媒介平台,家长如果缺少这方面的信息,对于子女的监管将存在隐患,因为基于对过去互联网知识的了解,无法直接地根据子女操作手机的外在动作来判断他们的行为。换言之,家长的数字再社会化也是一个政策领域需要考虑的范畴。家长需要了解互联网应用中的家长模式或者功能,厂商甚至需要在设计软件的时候考虑家长的媒介素养以更好地发挥家长控制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长和子女媒介素养的提升是一个共同且相互的目标与任务。
青少年固然具有使用互联网和表达的权利,但是在数字生活中进行表达,需要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其中,技术能力是青少年数字生活中的行动基础,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青少年网路行为的可能性,它可以是积极的网络行为,也可以是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网络行为。而创造能力则需要技术能力与认知能力的结合来实现——青少年不仅是网络信息的使用者,同时也是内容的创作者,文化的生产者和表达者。对青少年而言,面对网络空间中的各种资源、规则与开放属性,他们会发展自己的实践策略来展开数字生活中的行动。这里的策略性,是青少年数字生活的主体能动性的体现。
在当代青少年文化中,这种能动性具有较强的反身性(reflexivity)。在社会学对当代青年文化的理解中,这种反身性的文化实践表现为青少年拒绝自上而下的定义,如同布迪厄描述的“自我观察的观察者”,他们会有意识地在数字生活中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文化资本,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是独特的青年数字文化资本——从网络流行语到发展青少年的语言共同体,从小镇青年到土味视频或者新土味视频,从开直播到做网红,身份的表达与角色的实践,它们均表现出很强的反身性。
青少年的反身性在中国社会中容易被理解为叛逆,甚至出现代际文化的隔阂,进而引发政府的干预。而对互联网内容的控制,家长的教育与责任其意义更为重大,且角色也更为核心。并且,他们有多元的手段与方法来引导儿童。因为家长的特殊存在,在政策研究中,也应该把提升家长未成年人保护意识当作发展目标。
家长对网络文化的价值期许
整体上,家长对于不符合社会规则、行为与身份不相符这类违背社会性规范的视频喜欢的程度是最低的。对于同一短视频,家长们可能同时从几个道德方面对其进行评价。比如青少年亲密动作短视频,家长认为其既违背了社会性规范(不遵守社会规范、行为不符合身份),又违背了纯洁性规范(有情色元素、性暗示、令人恶心的画面)和自主性规范(存在伤害),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这类短视频引发的家长道德恐慌最强。相类似的,儿童模仿社会青年的短视频,也被认为是违背了社会性规范(行为与身份不符,不遵守社会规范),违背了自主性规范(存在暴力元素、存在伤害行为),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其违背了纯洁性规范(有令人恶心的画面),因此这类短视频引发的道德恐慌程度也比较强,家长不喜欢的程度也相对较高。而对于成年人为主角的短视频,家长对有性感动作或着装的短视频存在跨道德评价,认为其既违背纯洁性规范,又违背了社会性规范。游戏画面和游戏教程的短视频的道德评价较低,主要认为其既违背了社会规范又违背了自主性规范。无保护的危险动作主要被认为是违背了社会规范和自主性规范。这三类视频也是家长们非常不喜欢的三类短视频。
可以看出,短视频的内容涉及的道德争议点越多,越容易引发家长们的道德恐慌,也由此导致家长们对于这些引发道德恐慌的短视频的厌恶。从上述结果看出,家长对短视频的道德恐慌和对子女的价值期许,与内容本身所涉及的道德问题相比,家长更恐慌的是孩子会去模仿,如果有家长陪同和引导,家长的焦虑就会降低。除了担心容易模仿之外,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关注未成年人的隐私和权利问题,同时,对于一些以往饱受争议的性感着装视频,家长的判断也更趋理性,会从场景、动机等多方面去考虑。